時評:水價上漲,政府為窮人提供“保障水”? |
發布日期:2009/12/7 16:03:02 |
從今年1月1日廣州自來水全面漲價開始,全國多個城市先后拉開了漲價序幕,關于水價上漲的理由的爭論一直沒有結果。專家分析,水務市場化似乎和政府退出公用事業劃上了等號,一些地方政府干脆對國有企業“一賣了之”,政府對水企失去控制力導致一系列問題。(經濟參考報12月2日報道)
股神巴菲特說過,退潮的時候誰穿沒穿褲頭看得一清二楚。而水價上漲的時候,政府站到岸邊已然清晰可見。市場化改革、節能減排與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等等堂而皇之的理由,成為政府退出公用事業的最好借口。當城市供水投資與保障的主體由地方政府改制為企業,水廠擴建、管道改造和延伸、治理污染以及供水一體化等資金投入不斷上升的需求,都成為漲價的沖動。一些地方政府干脆對國有企業“一賣了之”,最終不可避免地造成“赤峰水污染事件”這類悲劇的發生。中國真的進入了完全的“商品水時代”?如果有一天,水漲暴漲到了直逼底層民眾生存底線之時,政府是否要像應對房地產市場那樣,向窮人提供“保障水”?應該說,依稀可見的“警戒水位”已使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,以找準自己的“水位”。
我們先不妨設想一下“保障水的故事”。有一天,窮人沒錢交水費了,要保證正常供水與生活所需,政府不得不被動與市場過招。顯然,政府不可能像建保障性住房那樣,對城市供水另起爐灶,重建一條與“商品水”平行的保障性供水線。那么,只能啟動財政補貼的辦法,向窮人發放“水貼”。可是這一輪“水貼”尚未在口袋里捂熱就變成下一輪水價上漲的動因,刺激供水企業通過調價來吞食這塊政府“水貼”。久而久之,“水貼”與漲價進入了利益博弈的惡性循環之中,獲利的是企業,埋單的是政府,委屈的還是底層民眾。“保障水的故事”只能是對政府供水改革將自己引入尷尬境地充滿憂慮的假設,如果成為現實,則后果委實堪憂。
在美國。水務完全國有,絕不允許外資進入。由于大部分自來水公司和污水處理公司主要由政府投資興建,多數以公有制為主,屬于市、縣和地區政府,所以水價一直低位運行。而在法國法律明確規定“水是國家共同資產的一部分”,政府承擔水資源的管理職責,并對私營水務公司進行監管。這樣做既保障了城市供水網絡的效率和水質,同樣有效地避免了企業將水作為稀缺資源壟斷起來,進而漫天要價。提及漲價,常聽到有一種響亮的聲音叫“與國際接軌”,那么對城市供水的監管為何不與國際接軌,一提到改革立馬“賣水”、“放水”?
其實不用拿國外來說事,眼前就有一實例。據11月24日《人民日報》載,齊齊哈爾市從今年11月起,綜合水價由今年初每噸4.2元調至3元,供水企業出現的虧空由政府負擔。在全國許多地方不斷傳來“水價上調”消息的時候,齊齊哈爾此舉自然迎來了市民的普遍歡迎。政府為供水企業填補“窟窿”就是一種積極主動的改革之舉,應對之舉。由此可見,只要政府始終堅持水是公共產品,堅守在不增加百姓負擔的前提保障供水是一種天職,通過公共財政的調節功能,再輔之以必要的、常態化的監管,就不會陷入“水淹七軍”的被動境地。
筆者無意否定供水體制的改革,在堅持公共產品公益性的原則之下,借用市場機制,利用社會資源,加快社會公共事業的發展,解決公共產品需求,已大勢所趨,但不能一改革政府就完全站到岸上來,等到供水企業控制了水資源的命脈,水價不斷上漲,再回過頭找自己的“安全水位”,顯然就太遲了。對于漲價,人們不僅僅在是算一本經濟賬,更在心里替政府算一本政治賬,民生賬。如果政府倒洗澡水的時候,將孩子也一起倒掉,那才是百姓最揪心的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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